【康定七箭】杨彬 | 多元视角的康定书写 ——论小说《风马》的叙事方式
(本文刊于《阿来研究》第12辑)
(本文作者:杨彬)
尹向东是康定著名的藏族作家(藏族名字泽仁罗布),他出生在康定、生活在康定,康定是他创作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是他作品中人物生活的具体地理空间,也是他超越地理空间寄托所有情思的精神原乡。他创作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比如《时光上的牧场》《阳光普照》《相隔太远》《像阳光一样透明》《一百年》等,都是有关康定的书写。他的长篇小说《风马》继续沿袭他的康定书写。继续以康巴地区为主要表现对象,描写康定城镇和草原,描写康定的历史变迁、民族特色和各个时期多民族融合的过程,描写在民族融合中以藏族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人们的生命历程和生活状态。
《风马》的叙事方式很有特色,小说交叉运用第一人称、第二人称有限视角和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叙事方法,描写康定这座城市里的人们、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小说上部单数章节采用第一人称视觉,描写仁立民融入康定的生活历程;小说的双数章节采用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觉,描写日月土司不断衰落的历史。中部单数章节用第一人称视觉继续描写仁立民融入康定的生活过程,双数章节采用第二人称描写哥哥仁泽民的冒险生涯。下部则打乱了单双数的规则,全部容纳到仁立民的第一人称叙事中,描写了几个主人公的不同结局。在这三种视角中,作家按照不同的观念描写康定的苦难历史和藏汉交融的风俗特征,从而构成一个立体化的康定世界。
一
一般人对康定的最初印象是歌曲《康定情歌》,一曲“跑马溜溜的山上”引起外地人丰富的浪漫想象。康定具有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是川藏咽喉、茶马古道重镇、藏汉交汇中心。自古以来就是康巴藏区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信息中心和交通枢纽。全市幅员面积1.16万平方公里,是以藏族为主,汉、回、彝、羌等多民族聚居的城市,是一个以藏族文化为主、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地方。藏区分为卫藏藏区、安多藏区和康巴藏区三部分。康巴藏区相对其他两个藏区而言,那里的藏族文化和汉族文化交融的程度比较深广,换句话说,康巴藏区受汉族文化影响比较大。阿来在《尘埃落定》中说“汉族皇帝在早晨的太阳下面,达赖喇嘛在下午的太阳下面,我们是在中午的太阳下面还靠东一点的地方。……这个位置是有决定意义的。他决定我们和东边的汉族皇帝发生更多的联系而不是和我们自己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 康定是康巴藏区的中心,多种文化交融尤其是汉藏文化融合状态就成为这个地方典型的文化形态。
《风马》用仁立民、仁泽民这两个外来者不断深入的视角,将康定的地理空间、历史记忆、各阶层人们的生存状态以及藏汉交汇中心的康定形象化展示出来。他们作为进入康定的外来者,是具有藏族主体思维又接受一定汉族文化的外来者。仁立民原名仁真多吉,原本生活在夺翁玛贡玛草原,因为父母被仇家杀害,他和哥哥仁青翁呷(后改为汉名仁泽民)骑上马逃亡到康定,随后,兄弟俩就在康定生活。从对康定一无所知,到融入康定的过程,作品采用仁立民第一人称讲述,一个藏族孩子在康定长大成人,他必然采用藏族的观念看待世界,而在康定这个多元文化交汇的地方,也会受到其他文化尤其是汉文化的影响。当他成为一个地道的康定人后,他便是具有多元文化特色的藏族人了。但是,仁立民(仁真多吉)从夺翁玛贡玛草逃到康定,从草原来到城市,也是从纯粹的藏区来到了藏汉文化交汇的城市,带着他生命的基因,带着他童年的记忆看待世界,因此,他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以藏族思维为主体,他眼中的世界是以藏族为主体的的康定世界。
在第一部和第二部的第一人称叙述中,虽然“我”一进入康定(一个藏族人都时兴取汉名的康定)就遇到给他和哥哥取汉名的王怀君,但是取名为仁立民的仁真多吉,还是更多的运用藏族的观念看待世界,也更多采用藏族的生活方式谋生。当王怀君骗走他们的马后,他和他哥哥却纯朴的为他担心,以为他出什么事了:“‘这么久没回来,一定出什么事了。’我说,我们的心脏都激烈地跳动起来。一路找回去,到了屋里仍不见他的踪影,整个下午我们都在康定城里四处寻找,一直找到天黑下来,再回那屋中,还是寻不着他。晚炮响起来了,我们想不出他会遇到什么事,在晚炮的回声中,哥哥转动佛珠,开始为他祈祷平安。”这是还没有被康定金钱文化和乱世文化所浸染的夺翁玛贡玛藏族思维,也是仁立民骨子里纯朴的藏族思维。
仁立民在康定落脚以后,以给罗锅庄主割马草上马料谋生,在这里遇到他一生中第一个爱恋的姑娘,这个爸爸是汉族、妈妈是藏族的姑娘卓嘎,让仁立民做出了他人生中第一次作为草原汉子敢做的事情——和卓嘎私奔了。但是私奔了七天后,因为没有吃的,也不知道去向何方,仁立民又和卓嘎回去了,这一点又不太像草原汉子的勇敢担当。实际上,这是在康定这种和草原氛围不同的城市生活的必然结局,康定已经磨掉了仁立民的很多藏族观念,他渐渐融合在康定这个藏汉文化交汇的地方。
但是,在仁立民的康定世界里,却有着太多的藏族人物和藏族故事,随着他的讲述,我们看到了本巴因为曾杀人越货,即使逃到了康定,但灾难却与他如影随形,大女儿胖死,儿子被误杀,小女儿成为残疾。“一桩桩灾难让人们开始注意本巴,也不知谁打听到消息,说他从拉萨带了寺庙的货物逃过来,还背了命案。寺庙得知货物被窃走,施了咒语,本巴的生活中因此布满灾难和陷阱。”①这是典型的藏族思维,也是藏族具有神秘感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还有许多,比如疯子喇嘛的故事:“那一段时间连着下雨,张木匠没活干,两人就窝在家里整天逗孩子玩,正逗得开心,疯子喇嘛忽然闯了进来,对着张木匠的脸狠狠扇了一耳光,又从他老婆怀里抢过孩子向外跑去。张木匠和老婆都急了,一人提着木棒一人抓把菜刀跟着冲出去,刚出了门,听见身后的土墙屋轰然坍塌,小俩口扔了棍子和菜刀,同时跪到地上,感谢疯子喇嘛救了他们。
又说赵尔丰来康定时,疯子喇嘛对他非常不敬,成天讲一些改土归流的事,赵尔丰一怒之下让人将他关进监狱。那是一间半隐于地下的黑房子,早晨,太阳刚出来时,许多人都看见疯子喇嘛依在黑房子外的墙边晒太阳,连监狱的长官也亲眼看见,立即跑进警营把守卫狠骂了一顿,守卫说没放过人啊,说着领了长官去,开锁一看,疯子喇嘛却还坐在黑房子里。监狱长官对这事不得其解,层层报告上去。赵尔丰听说后,也根本不相信,只认为是警卫松懈,让他钻了空子,又下令把手脚都给捆了,看他还晒不晒太阳。监狱长官回到牢房,亲自督促,把疯子喇嘛的手脚都紧紧捆起来。第二天太阳出来,赵尔丰踱到监狱外,奇怪的事又发生了,疯子喇嘛衣衫烂褛地坐在那,一手抚坦露的肚子,一手在后颈挠痒。赵尔丰到监狱里,让看守将他抓回来,看守说疯子喇嘛被捆在牢里,并没出去。领去看时,他的手脚还紧紧被绳索绑着。赵尔丰才觉得这事太怪异,若若不是他亲眼所见,万难相信疯子喇嘛是异人。令人放了疯子喇嘛,再不敢追究。”[1]这种描写是典型藏族文学的神秘魔幻叙事。藏族文化中的藏传佛佛教和原始苯教都具有浓郁的魔幻色彩。尹向东在藏族文化的内核中,找到藏族文化深层密码,发掘藏族文化内在的精神和思维,直接将藏族文化的神秘特征描写出来,亦真亦幻,具有魔幻色彩。这种故事由仁立民讲述出来,表明仁立民的藏族文化的主导思维,而且这些人都在康定生活,他们是康定藏族文化的重要维度。
从仁立民不断融入康定,康定便成为他的安身之地,他既接受仁立民这个汉族名字,和很多汉族人成为朋友,甚至清明节在跟罗锅庄上坟时都能接受这种汉藏相融的祭奠风俗,但是,骨子里他仍然以藏族思维为主体,他在康定一直辛苦劳作,勤俭持家,不赌不嫖,先是能租单间房子住,后来娶了妻子,在山坡上盖上了房子,仁立民作为融入者终于成为了一个康定人。这个世界,是藏族人从草原进入城市既保持藏族主体意识、又不断接受汉族文化甚至其他文化的世界,是融入者的康定世界。因此仁立民的视角中还有八斤和桂枝的故事,还有安洋人、花婆婆、半脸西施、高爱民的故事。
二
《风马》第一部的双数章节,主要是用第三人称全知全能视觉,描写日月土司的没落历程。在上世纪20年代开始,康巴的土司已经成为黄昏落日。所谓土司,是元代以来中央政府对边缘少数民族部落首领的承认与加封。这是中央集权对少数民族地区管辖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具有少数民族自治的雏形,是封建社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特殊的管理方式,土司必须承认中央集权,按时给朝廷进贡,在国家需要时为国家出兵打仗。在土司内部独立管理,土司则世袭罔替。
土司经历了很多朝代,有“铁打的土司流水的朝廷”的说法。清雍正以后,清政府实行"改土归流",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大体趋于解体,但因特殊的历史、文化等原因,一些地方的土司制度残余仍延续到20世纪上半叶。其中,日月土司就延续到这个时候。土司制度开始灭亡,日月土司也必然衰落。《风马》详细的描写日月土司一家的命运悲剧。在描写日月土司时,作者以江升为主角,围绕他的命运描写土司的衰落,赵尔丰的改土归流是日月土司必然衰落的主要原因。随着外来强权的侵略,日月家族的统治遭到灭顶之灾,先是江升的叔叔被杀, 后是江升的父亲从大牢逃跑走投无路自杀,接着弟弟江科外出学习时得病而亡、弟弟江芳试图入赘女土司家改变土司命运未果被杀。同时,内部的倾轧也导致日月土司不断走向灭亡。
这部分虽说是第三人称全知全能视觉,但是作者以江升为主人公,因此还是以江升的视角为主进行描写。通过江升的视角,康定的土司历史和康定的空间特点一一展示出来,这是藏族土司统治过的康定,是日月土司的先祖引以自豪生活的世界。原本整个康定都是他家的,“在过去,康定,以及所辖的地方都是他家的,他是日月土司的儿子。不知该追忆到什么时候,日月土司一家的来历有种种说法,讲三国时帮助诸葛亮征战孟获有功,取得土司位。也有说明朝洪武时随着去征战明玉贞授封。不过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月土司的辖地广大,没人敢与他争锋”②。康定先祖曾出现一个替日月土司定罪的随从,因为“愿意替土司领受极刑。这义气的行为倒是感动了皇帝,专门给了随从一姓氏,赐姓为‘包’,意思是包了日月土司的罪,同时也包了土司永远忠于朝廷,还进一步封他的后人一直辅佐日月土司,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代行土司职权。皇帝赏赐了许多古玩、书画后,放他回康先料理自己的后事,约定三年后回京伏法。……, 到约定之期,主动前往京城。斩首之后,他的首级悬在路口示众,皇帝另用纯金雕出一颗头颅,镶钳在尸体上,运回了康定。之后日月土司的儿子娶回包家之女,成了一家人”。这随从具有康巴汉子的担当、义气和血性,是江升祖上的英雄历史,也是康定藏族人引以为傲的康定历史记忆。而康定的所有地盘都是江升家的财产, 因为“他知道这城市、河流、山川都是自己家的”在赵尔丰来这前,康定是日月土司家的豪富世界。
随着改土归流的大势所趋,随着强权者一个一个进入康定。作者采用江升的视角,看到强权者对于日月土司的杀戮、抢夺,看着父兄一个一个死去,曾经辉煌、英雄的土司家族逐渐没落。江升是最后一位土司, 一位见证了土司制度最后覆灭的藏族土司,也是一位康定世界的没落者。他是日月土司的长子,但是因为母亲早逝,父亲娶了小太太后将他赶出家门,他远走木雅,出家修行,后来因为父亲、弟弟接连死亡,他听从继母的要求回到家中,和弟媳结婚,试图担起挽救土司既倒的大厦。但是历史的潮流已经不可能让土司制度继续延续,江升当然也无法力挽狂澜。他最后成为一名医生,利用自己的医术治病救人,从土司成为一个康定的普通人。即使普通人他也没有做长久,因为要替西康省协调瓦须部落的归顺问题,派江升前往游说协调,在路上江升感染风寒死去 最后一个土司终于尘埃落定,康定的土司世界不复存在。江升一生赶上土司制度覆灭,康定世界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从土司长子到普通平民,江升能深切感受到康定的巨大变化。因此康定这座原来都属于他家的城市,成为了没落者的世界,成为了他眼中昨日黄花、主子不断换新的乱世康定。
江升的康定世界如同贾宝玉的大观园,从钟鸣鼎食之家,到大地白茫茫真干净。和贾宝玉一样,他并不对土司权力很上心,甚至在家族权力倾轧时选择逃离, 选择出家。土司权力被强权者剥夺时,他也并没有做反抗,而是选择做一个医生,但即使如此,他也无法在乱世康定世界里存活下来,他死在回康定的路上。作家对于他的死亡描写很有深意:“即将到达康定,江升反而安定下来,早早在塔公住下,不再赶路。……见江升盘腿坐在床上,他在一边坐下,江升看看他,咳了一小会儿,说:‘泽民,我怕是到不了康定了。’”“江升还保持着他离开时的坐姿,江升的遗容非常安详,双眼轻闭,两腿盘着,手交织在一起。”③前面交代江升只是感染风寒,他却在看得见康定的路上安然死去。作为最后一个土司,康定那个世界已经不属于他,作为一个笃信佛教的信徒,他选择死在看得见康定又没到达康定的地方坐化,康定世界就从他的生命里真正远去了,康定世界再也不属于土司,而属于生活在康定的各族人们了。
三
《风马》中部的双数章节采用第二人称视角描写哥哥仁泽民,用“你”的称谓进行讲述。实际上,是仁立民采用第二人称“你”来讲述哥哥的故事,或者是转述哥哥的讲述。上部和下部主要讲述哥哥和“我”交集的故事,而中部的双数章节则采用转述哥哥的故事。
哥哥仁泽民和弟弟仁立民不同,他到达安康顶以后,没有如弟弟一样慢慢融入康定,对于康定来说,他一直都没有融进去,仁泽民不是融入者,而是疏离者。《风马》采用外来者视角进行描写,外来者是很多小说描写外乡人迁徙和谋生的写作方法。这种方法大都描写一个外乡人由于某种不可知的命运或者由于某种特殊原因来到一个封闭的地方,因为外乡人和这个地方格格不入,因此和这里的环境、人物发生碰撞冲突。有的外来者在新的环境活获得了成功,形成闯入——抗争——融入的模式,这就是外乡人的融合者。有的的外来者则无法融入新环境,碰的头破血流而失败,形成闯入——碰壁——失败的模式,这就是外乡人的疏离者。哥哥仁泽民就是外乡人疏离者的典型。
仁泽民在弟弟和卓嘎私奔后,做了军训官吴涛的通司(翻译),跟随吴涛到了藏区贡嘎岭,在这里,他血脉里藏族汉子的不安分、好勇恃强的秉性显露出来, 竟然和贡嘎岭牧民阿依嘎联合起来发动民变,抢军队的枪,杀军队的人。虽然这件事没有造成最坏的结果,仁泽民和吴涛都侥幸逃脱惩罚,但是当仁立民给弟弟讲述这件事的时候,“讲完这些经历,你的醉意开始明显,你的眼睛弯起来,嘴角也弯了,你保持着这种笑意看我,那笑意之中,有一些小小的坏。”⑤这个小小的“坏”是仁立民的看法,也是哥哥对康定的态度,还是仁泽民的命运预兆。从外来者来说,这种希望改变命运,有点小坏而没有大坏的人物往往会在和真正大坏的人打交道时遭遇失败,究其实质来说,小坏的人其实还存在着一些善良,正是这些存留的些许善良使得他不忍而导致最终的失败。仁泽民就是这种希望改变命运、有小坏而无大坏的藏族汉子。果然,仁泽民回到康定后鼓动吴涛兵变、抢了铸币厂,事发后吴涛及二十多个同谋被处死,仁泽民因为酒醉而逃过一劫。和仁立民踏踏实实的过小日子不同,仁泽民血脉里好勇恃强、义气血性更加突出,因为他年龄比仁立民大几岁,因此受到夺翁玛贡玛草原藏族文化的熏陶更强烈。仁泽民在逃避吴涛事件过程中,展示了一个康巴汉子的力量和勇敢,他竟然和一头熊摔跤把熊制服了,这是真正的的康巴汉子,高大威猛、勇敢强壮,也本来是他的优点。但是他的这种优点同时也是他的缺点,那就是他没有学会康定这座城市里强权者的心机,使他和这座城市、和康定有太多的嫌隙和疏离。因为制服熊的英名,仁泽民被刘文辉的保镖茂康聘为通司加保镖,但是后来却被茂康设计陷害偷金灯被处死。仁泽民终于没有融进康定,梦碎康定。
在仁泽民的眼里,康定既是自己冒险的乐园,也是难以完全融入的外乡。进入康定以后,他难以抛却原乡的思维和情怀,他试图采用冒险和跟随强权者的捷径获得成功,但骨子里的品性却让他和乱世康定格格不入。其实,他更适合和适应草原氛围,更适合和简单良善的人打交道。
因此,仁立民到贡嘎岭后感觉如鱼得水,和阿依嘎交流更加顺畅。他和江升去瓦须部落那段时间,是他逃离夺翁玛贡玛进入康定后最舒服的时光,“那段时间在色达草原,哥也享受到从未有过的舒心快乐。那是草原最好的季节,花都盛开了,毡毯一般铺在草原上。每天早晨还躺着,有人已把早茶捧来,缓慢喝过茶,穿衣起来时,太阳已洒落在金马草原,色达的藏语意思即为金马。草坝中摆着软垫,风干牛肉、各类藏式果子堆在中间。……他们坐在草坝中的软垫上晒早晨的太阳,陪同的人既能喝又能说,不时讲一些笑话让大家轻松,一直喝到下午太阳沉落。这样连续喝酒,哥竟然没怎么醉过。也许是食物太好太丰盛,尤其那牛肉宰成细末,用酥油煮出来,盛一碗,香味直浸入肺腑。哥记得儿时在夺翁玛贡玛草原,女人要生孩子才能吃这东西,还不全是牛肉,得加面疙瘩进去。这样喝酒,听草原的笑话,看见牦牛在远处埋头吃草,他渐渐陷入到一种错觉中,仿佛这就是夺翁玛贡玛草原,他一直生活在这里,从未离开过。”⑥这原本是仁泽民(仁青翁呷)应该有的生活,但是因为仇杀,父母双亡,他只好带着弟弟远走康定,进入原本不属于他的康定世界。
从瓦须草原回来,在路上经历了江升的死亡,仁泽民其实更加疏离康定了。以前他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总融不进康定,为什么做什么都不成功,当他从瓦须草原回来,尤其是经历了江升的坐化后,仁泽民已经明白自己的心灵和灵魂和康定的格格不入。但是他又回不去夺翁玛贡玛草原了,他也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内心去融入外乡,因此当他被陷害关进大牢后,他清楚自己被陷害,也清楚自己将被处死,但他不申辩不逃跑,平静的等待死亡。当仁立民去牢房看他的时候,仁立民发现他的眼神充满疲惫:“疲惫再次回到他眼中,这一次已不简单是酗酒侈靡了,那倦怠的眼神透出他对这一生深深地疲惫,我有些不详的预感,还带点侥幸问:‘那金灯真是你偷的?’他看看我,疲惫的眼中又布满茫然,说:‘那已经不重要了。’”⑦这种疲倦和茫然是仁泽民这个疏离者内心的真实情感。康定这个城市融不进来,内心向往的草原又回不去,他做不到如那些强权们的残忍、阴谋、心机,他也实在不愿意继续在康定这个异乡继续漂泊。同时,江升的平静安详的坐化也给他以死亡的暗示,仁泽民这个康定的疏离者终于平静的走向死亡。康定在仁泽民这个疏离者眼里,是一个无论怎样努力都难以融进去的世界,他的世界不在康定,在草原。
尹向东在《风马》的叙事视角方法上做了精心的探索。他通过仁立民的第一人称视角描写多元文化、藏汉民族融合的底层康定;通过江升的全知视角描写土司制度灭亡、战乱频繁、强权者不断掠夺的乱世康定;通过仁泽民描写没有融进城市的藏族疏离者的康定。这三条线索,将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康定的历史记忆、城市的建立与发展、各阶层人们遭受的苦难,以及在乱世中藏族和汉族底层人们的生命体验,立体的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作家描写了多元文化碰撞和交融的康定的象征形象,突出多元文化交融的积极意义。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传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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